提到祁门红茶的国际性，一般会首先想到它的消费群体及它的销售范围。在祁门红茶的主产区，喝祁门红茶的绝对是少数，加工制作红茶的目的也不是为了供给当地的市场。这就形成了一个有趣的现象：生产祁门红茶的地方不消费祁门红茶，反倒是被外地、外国的客商销到了千里、万里之外的他乡异国，似乎祁门红茶天生的就是外销产品。而祁门红茶之所以能成为国际大牌，除了自身的品质超群、做工精良外，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国外的高端消费群、国外的茶叶专家和评委们的慧眼识珠和坚贞追捧。因此，从这一点来理解祁门红茶的国际性，入情入理，也在意料之中。
不过这里讨论的不是茶叶销售的区域问题。因为，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现在的每一类茶品都在积极地寻求消费市场。任何一种茶品都有可能被精明的商家推销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以销售的范围来评判一个茶品的国际性，未免小题大做、文不对题。我们所要说的祁门红茶的国际性或曰国际情怀，是想探讨一下祁门红茶从创制之日起，在其相对不太长的发展历史中与其他哪些国家发生过“亲缘”般的关系。这种“亲缘”不是产生于交易上的互惠，而是由生长、生产的关联性产生出的一种授受关系、一种衍化关系。这样说太吃力，还是让我们从央视的大型纪录片《茶，一片树叶的故事》开始，来探究、来解读这个关系吧。
不知大家在观看这部片子的时候，是否留意到这样一段情节：刘驰的爷爷刘峻周受沙皇政府之邀，于1893年领着12个中国人到格鲁吉亚种茶。经过千辛万苦，在他们开辟茶园、种茶成功后又按中国的生产方式办起了制茶厂。生产出的茶叶被称为“刘茶”。为此，沙皇尼古拉二世授予他“斯坦尼斯拉夫三级奖章”。十月革命后，列宁曾三次接见过他。苏联政府授予他劳动红旗勋章。刘峻周在格鲁吉亚工作生活三十多年，娶妻生子，直到1925年因拒绝加入苏联国籍，带着全家回国。由于他的努力，黑海沿岸遍布茶园，格鲁吉亚成为前苏联的茶叶基地。苏联解体后，格鲁吉亚政府找到刘峻周的后人刘驰，把一个400多亩的茶园交给他，希望他能帮助格鲁吉亚恢复茶叶生产。为了不辜负格鲁吉亚政府的信任，也是为了传续爷爷创下的事业，刘驰遍访格鲁吉亚的茶叶专家和曾经的茶人。终于比较确切地了解到，所谓“刘茶”，其实就是按照祁门红茶的加工工艺而生产出的茶叶。从种种迹象看，刘驰爷爷当年带去的茶种，也极有可能是“祁门种”。因为，祁门红茶作为外销茶，在当时陆路交通极为不便的情况下，顺阊江经景德镇入鄱阳湖过九江到武汉，是最早和最佳的运输路线，最初的交易对象也是俄商。而刘骏周赴俄的出发地正是汉口。
这可能是祁门红茶最早以茶树栽培及加工制作的方式与国外结缘。此时，祁门红茶尚未在国际上获奖，但由于其不可抵抗的品质诱惑力已经引起了国外市场的关注，国外的茶学专家和客商想要获得祁门红茶的有关信息和加工方法的冲动已是遏制不住了。黄山市茶叶经济促进会副会长、徽茶文化研究会理事郑建新先生在《祁红1915》一文中提到，民国四年三月，有英人柏雷德、海里思，一为茶商，一为茶师。二人由北洋政府农商部派员陪同，专程从上海经杭州沿歙县、休宁一路过来，说是考察皖南的茶叶生产情况，却仅在屯溪参观了一家茶厂，便提出要到祁门去，为的就是要了解祁门红茶的茶树生长和茶叶制作，其渴求解密祁门红茶的目的暴露无遗。
我们的东邻日本，近现代以来，始终对我国的一事一物、一举一动保持着高度的“兴趣”，而且极为缜密和深入。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甲午海战初起，它对清廷运兵船“高升号”上装了多少青菜都了解得一清二楚。祁门红茶的高品质及热销，又怎能不引起日本茶学界的注意？昭和十六年（1941）六月，上海中支建设资料整备事务所发行了一部《祁门红茶の生产及び运销》书，全书从绪言到结论共十一章，另附录图五幅，各种指数表格五幅。印刷人：小仓新太郎；著作兼发行人：大冢令三。该书是在华日本人通过各种手段详尽调查中国的资源、物产及产业的基本情况后，向国内有关部门和机构发回的内部“编译汇报”中的第六十七编，鈐有“北支那开发株式会社调查局”之印，属“非卖品”。依日本学人治学的严谨，成书前，作者亲身到祁门红茶产区实地考察的可能性极高，当是在对祁门红茶进行了系统的考察、了解之上写成的第一手资料。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代国家领导人为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积极地在“第三世界”寻找朋友，以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主动承担起了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祁门红茶也就责无旁贷地成了援外项目中的一项。曾在安徽省农科院茶叶科研所工作过的陈东山先生在其《援邻植茶记》里就说到，1966年6月至1967年底，他作为援外专家组成员，和安徽农学院的江光辉一起赴柬埔寨。他们克服重重困难，不仅在卜哥山、基里隆试种16.35公顷的祁门种、鸠坑种茶叶获得成功，且按祁门工夫红茶制法试制成功了成品红茶，被称为“柬红”。他们的工作受到了柬王国政府的高度评价和赞赏。而在非洲大陆，特别是东非也有不少国家生产红茶，其中肯尼亚的红茶出口量已超过了中国。在这些国家茶产业初创时期，是否得到过中国茶叶专家的帮助、是否引进了祁门红茶的栽培、加工技术？虽未看到官方的文字资料，但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还是有所耳闻的。有人曾私下非议过这种援助方式。其实，中国人不仅授人以鱼，更授人以渔，更加显示了中国人的坦荡胸怀和真情实意。如果说祁门红茶在这种援助中起到过作用的话，那是祁门红茶的又一种光荣。
而且，国外茶叶界在关注祁门红茶产业发展的同时，也给祁门红茶注入了新活力，带来新视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就有日本、英国和苏联的专家到祁门茶叶改良场考察，对祁门红茶的生产和研究提出见解。建国后，尤以苏联专家的实地调研和指导为突出。这一点，在原祁门茶厂副书记冯达人先生的文章《前苏联专家在祁门》里有较为详尽的叙述。给冯先生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前苏联专家重视茶叶的科学研究，成果丰厚，先进于我国；他们在制茶工艺上非常重视初制，认为决定祁红品质的关键在初制；而我们的一些制茶机械设备当时也是从苏联引进的。苏联自己不产茶叶，却是茶叶的消费大国。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待前苏联专家对祁门红茶产生过的影响。
什么祁门红茶的“国际情怀”比其他类茶品更显强烈呢？这只能从世界各地消费者的饮用习惯和祁门红茶的品质特点来解释了。在农业部农业司、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编撰的《中国茶树优良品种集》里是这样描述的：“华茶22号（GSCT22），又名祁门槠叶种，有性繁殖系品种。......回味隽厚，香气独特（俗称祁门香）……苏联、越南、巴基斯坦、日本和印度等国亦先后引种……引种到国外后仍能保持高香风格。”跟国内不同，世界上以红茶为主饮的消费者占到了80﹪，而祁门红茶在色香味上表现出的至臻品质恰恰迎合了这部分消费者的口味。因此，对祁门红茶追根寻源、引种试制就成了一种必然。
改革开放后，祁门红茶与国际茶叶界的交流逐渐恢复。特别是近几年来，市场开放的程度提高了，到祁门来考察、交流的国外茶叶专家和客户更是与日俱增。安徽省祁门红茶发展有限公司做过粗略统计，仅最近三年，到访公司的国外专家和客户就达到了近二百人次。100年前，祁门红茶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首获金奖，是它引起世界各国茶商和消费者普遍关注的开始。100年后的今天，要想保持和发扬祁门红茶的国际影响力，对祁门红茶的生产者、经营者和组织者来说，都是一项继往开来的历史重任。现如今，中国在向世界人民送去祁红茶人的祝福的同时，接受各国茶叶专家和消费者的审评，续写祁门红茶的光荣。这，也应该是祁门红茶的一种国际情怀吧？
